转自公众号：翟东升的全球政治经济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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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大之后，中国改革将开启一个中国式现代化的新征程，而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则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八大特征之一。
但是我们经常会听到一种说法：以共同富裕为目标的政策必然导致共同贫穷。
持这种观点的人认为，共同富裕政策，即便不走计划经济全面公有制的回头路，那也必然会导致大幅加税，而高税率则会打击企业家精神，会赶跑富人，最终导致共同贫穷。
这种说法其实是原教旨自由主义的陈词滥调而已，并不符合世界市场体系运行的历史与事实。
今天这篇1.3万字的文章，我会讨论如下问题：要想实现一个共同富裕的现代化中国，我们的综合税率是会走高还是走低；为什么减税并不能建成一个共同富裕的社会；轻徭薄赋的理念在何种前提下才有道理；未来我们加税和减税的对象该如何取舍。
_ 1 _高税率是各国现代化的共性特点
现在有两个国度可供选择：一个是低税率而政府清静无为的国度，另一个则是高税率而政府管得特别宽的国度。
你希望自己下辈子出生在哪个国家？如果没有下辈子的话，你希望未来的中国变成哪个国家，或者你的孩子该移民到哪个国家？
今天世界上80亿人口，绝大部分人在生活在轻徭薄赋的国度，而只有十亿人生活在重税的国度。
与大多数人先入为主的想象相反，这个世界的实际情况是：富裕文明的国度基本上都是高税率的，穷国弱国则都是低税率的；从相关性来看，越穷的国家税赋占比越低。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
所谓一分价钱一分货，你在市场上买东西，如果有商家不提产品的功能和质量，只谈价格便宜，那就不要期望买到高质量的产品。
挑楼盘买房子，相邻的地段，一家的物业费很贵另一家则很便宜，如果你挑物业费便宜的买，那么将来房产升值的差价大概率会让你后悔。
同样的道理，税收就是政府给你提供公共产品所索取的对价，政府的公共服务也是便宜没好货。
许多人不理解政府和市场的关系，只从自己的局部经验和短期利益出发，只看到政府对市场的干预和扰乱，只关注官家对私人财富的所谓掠夺，却因自私和狭隘而看不到事情的另外一面：
如果没有政府提供公共产品，社会必然陷入弱肉强食、巧取豪夺、混乱无序的丛林状态，人与人之间的大规模协作无法维系，结果就是贫穷和野蛮。
发达国家之所以发达，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他们的政府收的税和雇的人都很多，政府管得特别宽，连市场上黄瓜的形状都要管。
穷国之所以贫穷，关键在于缺少社会革命，从而无法大规模收税，无法建立强政府，无法为国民参与大规模的分工协作提供相应的公共产品。
对于企业和家庭部门而言，钱是怎么来的？钱不是省出来的，而是挣出来的。
即便你缴的税率再低，省了再多的税钱，如果没法好好做生意、没法正经做事情，那就必然还是陷于贫穷。
你缴的税率再高，如果生意特别好，你能参与高质量的经济活动，那么你挣到的钱还是不少。从宏观来看，大家缴税的多少，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生意好不好做。
我的民本主义政治经济学中，用一个公共部门和私人部门的映射图来表达这两者之间的关系。
公共部门和私人部门之间的映射关系
如上图所示，私人部门的经济活动规模（上边倒三角形的面积）取决于两个因素，第一是底边的长度，也就是政府所提供的有效公共产品；第二是中间这个交叉点的位置，也就是整个国民财富中公私两部门的分配比例。
第一个因素表达的是，公私两部门之间其实是映射关系，政府越是有为善为，私人部门的经济活动就越繁荣。
越是高端复杂的经济活动，越是需要政府提供的高层次的公共产品。
以市场建设和维护为例，一个大型蔬菜批发市场的监管和秩序维护，政府只需要设立一个市场办和派出所，安排一些转业干部和退伍军人来打击欺行霸市、以次充好的行为即可。
但如果是金融市场，那么监管机构中的工作人员就不仅要有金融学或者经济法的专业学位，还需要对市场运行拥有不断与时俱进的专业知识。
光靠一些坐办公室出身的常规机关干部的水平，是斗不过金融市场上层出不穷的高智商犯罪，也管不好一个不断发展的多层次资本市场的。
而再升级到知识产权交易或者碳排放交易市场的建设和监管，那就更涉及到环保、金融、法律、冶炼、化工、农业、卫星监测等大量专业的专家级人才。
政府为这些专业人士所支付的薪酬待遇，
理应远远高于监管蔬菜批发市场的工作人员，因为这些人才的培养成本和劳动力价格远高于后者。
如果一个国家的政府收不上税，雇不起大量高层次的专业人士，那么这个国家的市场经济就只能停留在蔬菜、五金和服装批发市场的水平，而搞不好金融和期货市场，至于知识产权市场和碳排放交易市场则更是水中花镜中月了。
除市场建设和监管之外，其它公共产品如基础设施建设、产业政策的设计和实施、国家安全和国际权益的维护，这些事情都是很花钱的。
花得起也愿意花这些钱的国家，其国民就越富裕越安全越体面；花不起或者舍不得花这些钱的国家，其国民就停留在贫穷、混乱和困窘之中。
到世界不同发展水平的国家多看看，就不难明白这个道理。
如果没有条件去周游世界，那就转转所在城市的各个商业性小区，看看相同地段的不同物业水平、物业费差异和楼盘价格，也能想明白这个道理。
从历时性上看，过去五百年的趋势就是政府占有和分配越来越大比例的社会财富；从共时性角度分析，越是现代化的国家，综合税赋占比越高，原理便在于此。
搞经济史的朋友不妨做一个全球性的面板数据分析以证实或者证伪我的上述观点，完全可以发一篇核心期刊论文。
那么过高的税率会不会打击企业家精神呢？
这是一个合理的担忧，毕竟人性是自私的，企业家在经济活动起到凝结剂和催化剂的重要作用，他们站出来承担风险和压力，不是为了学雷锋而是要获得超额利润。
如果税收太高，是不是会让他们觉得无利可图而纷纷躺平呢？回答这个问题还是不能想当然，让我们看看真实世界的数据。
富翁密度与综合税率之间的相关性
上图讲的是世界上较大规模的经济体的综合税率与富人（百万美元）密度之间的关系。两者是明显的正相关而不是负相关，说明高税负不但没有吓跑企业家和富人，反而让他们更加容易发财。
这世界上税赋比例最高的地方是欧洲北部，但是那个地方不仅人均GDP比美国还高，而且十亿美元以上身价的大富翁的比例也是全球最高的。
许多人以为北欧富裕是因为人口少而自然资源丰富，这种认知显然是犯了“重物而轻人”的归因错误。
俄罗斯、蒙古、哈沙克斯坦、利比亚、毛里塔尼亚、玻利维亚等国的人口密度都很低，其中也不乏资源能源很丰富的国家，但他们发展得参差不齐，也没有一个富国。
即便是能源成本极低而储量极大的沙特阿拉伯，人口密度也非常低，但是2021年人均GDP也仅仅2.36万美元，如果算入巨量外籍劳工的人口基数，则人均更低。
到2035年，只要认认真真地按照市场规律搞共同富裕，中国人均GDP超过沙特是大概率事件。
我在之前的视频节目中谈到过这个重税高福利与富人密集度之间的正相关现象，有位在瑞典留学的网友评论说：
“很多人觉得瑞典是资源型发达国家，其实不然。老师讲了亿万富翁密度，与之对应是瑞典是人均拥有跨国公司最多的国家。
我所在的城市十万人不到，但是有很多家科技型企业，比如利乐包装。和很多本地同学聊天过，他们的社会福利可以躺着一辈子，但结果是他们创造了最多的强竞争力企业。
个人愚见，高福利不如说成是高保障，也就是说不论你多么不堪，你的医疗，食物，住所都不用发愁，佐以高教育水平，使得人民毫无顾忌地去创新，去施展才华。
我觉得这是（中国）可以好好学习一下的地方。”
上图中还有一个有趣的变形，那就是如果把位于图上部的美国、加拿大和澳大利亚这三个移民国家刨除掉，那么富人密集度和综合税率之间的相关性就更加明显。
这三个国家综合税率不够高，但是富人密集度如此高，在一定程度上是因为他们系统性地“窃取了”全球许多国家的富人和专业人士。
许多穷国的富人们一旦想躺平了就移民去这几个国家当个寓公，大量专业人才流失到这三个移民国家。
很少数人能够在那边变成富翁，但多数人却在那里沦为出租车司机、超市收银员和水管工，稳稳地实现了“阶层降级”，把自己的天赋和本应有的人生价值都浪费了。
我听过不少老移民（不仅是华人）感叹自己其实上当了却因蹉跎岁月而无法回头，这个问题其实非常值得深入探讨和研究。
_2 _轻徭薄赋的神话
私人部门经济活动的规模还取决于另一个因素，那就是图一里中间交叉点的高度，这个点就是综合税率。
在给定底边长度也就是政府公共产品的前提下，这个交叉点稍微低一点，就可以撬动私人部门的经济活动成倍扩张。
正是由于这个原因，古今中外有很多思想家和政客都想在减税问题上创造奇迹。
中国古代的知识分子在《盐铁论》和《资治通鉴》等著作里呼吁轻徭薄赋，多位开国皇帝都给子孙后代定下规矩要“永不加赋”。
结果如何呢？该改朝换代还是改朝换代。
美国的共和党经济学者拉弗提出拉弗曲线，认为在某些时候大力减税可以激活经济活动，而税基的扩大足以对冲税率下降的幅度，从而形成税率越低税收越多的奇妙效果。
特朗普忽悠选民的重要一招就是鼓吹大幅减税，他为了帮自己的大规模减税计划寻找理论依据，还专门把这位拉弗教授请到白宫予以表彰。
2017年特朗普搞了每年2500亿美元力度的减税，短期内消费的确略有提振，但是经济远没有繁荣到税基迅速扩大以弥补税率下降的窟窿的水平。
结果是美国联邦政府不久就因为无钱支付雇员工资而长时间关门，特朗普心心念念想要建设的那条“漂亮的边境墙”也最终没钱建完。
为了摆脱财政困境，他不得不以解决贸易逆差为名，发动针对中国和加、欧、日等国的关税战。
许多学经济学的人以为他不明白高关税无法减少贸易赤字的道理，但其实他只是装糊涂而已，实质上他发动贸易战就是为了要多收几百亿美元一年的关税来充饥。
关于其关税战的真实动机，我在2019年写过中英文论文以及在观视频的采访中仔细地阐释过，遗憾的是，能领悟此中门道的人实在寥寥。（参见拙文“以贸易赤字之名解财政赤字之困”，刊于《现代国际关系》2019年第五期）
从国际比较来看，随着国家和社会的发展，税收会不断增加。我们中国各级政府的税收，包括社会保险缴费，不算土地财政，占GDP的比重目前大约是21%。同等口径的比重，在发达国家基本都在40%上下。
但现在中国民众普遍缺乏税收的知识，从小农经济时代传下来的一种历史悠久的错误观念就是税收越低越好。
大家把税视为坏事，视为统治者的贪婪和暴虐的象征，这种文化氛围中成长起来的公共知识分子们总是呼吁轻徭薄赋，希望税率越低越好，但是公共服务，包括养老，医疗，国家安全，则是越高越好。
一说税就动辄比照印度和孟加拉国之流，孟加拉国上述口径的数值才9%，印度才10%；而一说福利就比照着德国瑞典丹麦，但是人家的综合税负在40%—50%，去年丹麦是46%，法国也在45%左右。
咱们目前才21%，悲观地说是离开了土地财政这种非正常且社会长期后果严重的财源，地方政府必将巧妇难为无米之炊；
而乐观地说，十八届三中全会的改革方案中，咱们的中央地方财权事权调整以及财税体系改革，未来还有很大的成长空间。
为什么轻徭薄赋理论上如此美妙，但是在实践中却鲜有玩得好的统治者呢？明朝的案例有助于我们理解其中机理。
明王朝的主要税源是农业，大约百分之75%的税收来自于农业。
明初至正统年间，明朝税收大致在1500—2200万两；土木堡之变后中央政府军战力严重不足，中央对地方的管理有心无力，地方官员和武将开始圈占土地，正德年间税收只有600—800万两；到嘉靖年间北方和南方同时遭到攻击，税收更低，全年税收不会超过400万，并且边防军开始出现拖饷，军力严重下降而无法抵御蒙古军队。
隆庆年间，俺答封贡，北方安定，税收有所增加；万历张居正改革，国库年余400万两，王朝实现中兴。
张居正去世之后，新政被废。至崇祯时期内忧外患，财政出现严重赤字，税收在800—1000万，但是全国的土地多半在官绅手中，为维护国家安全而加派的三饷最终主要着落在农民身上。
为了能够节省财政经费，明王朝裁撤了不少部门，将公共部门中的一些准精英人员扔向了社会，其中一位失业的驿站员工就是李自成。
再加上小冰期的天灾，民不聊生，农民反复作乱，终至天下倾覆。
显然，明帝国就是在财政上活活穷死的，但凡能从农业之外找到新的税源，明王朝本不应该如此终结。
那么问题来了，明代中后期，江南地区的手工业和商业相当发达，在全球商品贸易的外循环中获得的白银越来越多，占据国民经济的比例越来越大，以至于出现了历史教科书里所说的“资本主义的萌芽”，那么明王朝为什么不向手工业和商业大力加税呢？
朱元璋从开国时就宣布对大部分商业免税（帝谕户部曰：“曩者奸臣聚敛，税及纤悉，朕甚耻焉。自今军民嫁娶丧祭之物，舟车丝布之类，皆勿税。”），他这一慷慨，就为后世的麻烦埋下了伏笔。
“土木堡之变”之后，明朝的财政赤字非常严重，而税率在朱元璋时期就给限制死了，为了赈灾和扩充军备，捐纳制度又重新开启。
1453年为了赈济灾荒，朝廷下令，凡向灾区捐献800石粮食的，可以成为贡生，有资格到国子监就学，称为纳贡生。
由于明朝的财政税收一直比较低，因此捐纳便成为后期的一项重要财政收入。到了正德年间，即使不是儒生身份的人，也可以通过捐纳获得儒生的身份，这一类被称为例监生。
而且纳贡生和例监生都是有做官资质的，相当于官员预备队，和前朝的捐纳制度有本质区别。
江南地区的工商业富户子弟，从小受到较好的教育，然后通过科举和捐纳而入士，通过结党结社塑造公共舆论与社会思潮而获得话语权，最终很大一批人入朝做了官。
有历史学者认为，明代中后期江南士人以及从中产生的官员群体的行为非常恶劣且嚣张：
“奔竞请托、行为张扬、隐漏钱粮、好持公论、包揽词讼是明后期江南士子的基本社会形象。绅士更结社成帮，党同伐异；干预行政，把持乡里；侵夺小民产业，横行不法；肆意奴役乡民；接受投献，蓄奴成风；奢侈淫佚，醉生梦死”。
大量江南富户的子弟靠着科举和捐纳涌入官场，拉帮结派搞权斗，借助朱元璋的祖训成功地给明代中后期的皇帝们不断洗脑，让老朱家轻徭薄赋而不能与工商之民争利，从而让江南的手工业和商业的税率长期维持低水平，而将辽饷等公共产品的财政成本摊派到边缘地区缺少话语权的农民身上，最终形成了明末风起云涌的农民起义。
明代后期各地都有农民造反，但唯独没有听说过江南人造反的。
在一定程度上，日益繁荣的江南工商业其实才是明代后期真正的王朝主人，这同美国的华尔街从1970年代开始窃取了美利坚的江山，绑架了其内政外交，最终逼得美国中部的铁锈地带白人跳出来造新自由主义的反，其实是一个道理。
后边的故事我们都知道了，明亡的时候，老朱家的子孙后代们被农民起义军屠戮殆尽，而东林党在京为官的这些文化人，绝大部分都跪在了城门口投降。
他们的家乡被清军惨烈屠戮，三百年积累的巨量金银被劫掠一空。
每思及其中的因果关系，作为一个从小生长于吴语区的汉人，我深为家乡的前辈们感到汗颜和痛苦。
明末之鉴才四百年不到，江南士大夫和工商业者的一些后代们似乎又故态复萌，忘了祖先的覆辙。
历史学的博士生们发论文尤其不容易，在此为既有学术基础又有研究兴趣的同学们提供一个研究选题：
不妨研究一下有明一代国民经济中几大板块之间的产值比例，包括农业、手工业和矿业、对内对外贸易，估算一下他们在明朝前期中期和后期的国民经济中占比出现了什么样的变化，考察一下粮食同丝绸布匹食盐瓷器铁器等一篮子手工业商品之间的比价关系，然后看看它们各自给明王朝各级政府贡献的税收有多少。
我相信，只有这个角度的研究才能揭示明王朝中后期民乱不止的真正机理，而这样的历史学研究又能为我的全球政治经济研究提供历史注脚和实证案例，实属双赢。
即便是证伪了我的观点，也是很有帮助的。
有趣的是，明末农民起义大顺政权的功败垂成，某种程度上也与这个“轻徭薄赋”的有关。
闯王李自成打出“均田免赋”、“平买平卖”的口号，显示出北方农民的无政府主义和反对工商业盘剥的政治理念与诉求。
他们散播“杀牛羊，备酒浆，开了城门迎闯王，闯王来时不纳粮”的民谣，赢得广大农民的支持。
然而，不纳粮就没有常规性的财政和军费收入，那么起义军政权就只能以追缴明王朝贵族、官僚和富人的财产来补充军费。
李自成占领北京后，北方的劲敌只余驻防山海关外的明总兵吴三桂。李自成虽然认识到吴三桂拥有重兵且事关边防，但失于轻敌，仅派降将唐通和降官侍郎左懋第携金银锦缎前往招抚。
吴三桂本已接受招抚，后闻李自成在北京向明官追饷，并听闻自己家属被拘，遂归山海关起兵反叛，并投降清军引狼入室。
理想主义的免赋，在现实中必然导致非常态的“追饷”，从而导致大顺政权难以稳定，战事难息，眼看抢到手的大好江山又丢掉了。
三百年前的教训，放在今天也是适用的。
只有让各级地方政府有钱雇人做核酸，动态清零这种公共产品的供给才是可持续的。只有让地方政府免于巨额债务的还本付息的压力，中国经济的新一轮中高速增长才有可能。
基于这个逻辑，我同意厦大赵燕菁教授所呼吁的政策主张：应大幅扩大人民币计价的低息国债规模，置换各地地方政府的高息地方债和平台贷款，从而为新一轮高质量发展释放出活力与空间。
也正因如此，考虑到目前中国的中央政府债务率是世界主要经济体中最低的，我对未来五年的经济发展持相对乐观态度。
_3 _轻徭薄赋的正确打开方式
那么，如何才是“轻徭薄赋”的正确打开方式？
如下图所示，如果能在维持底边公共产品不变的前提下，将综合税率的交叉点降下来，那么上边的倒三角也就是私人部门的经济活动将呈倍扩张。
综合税点的下降有助于扩大私人部门的经济活动
但问题是，如何才能把图三中那个综合税率的交叉点降下来？
我认为，在降税之前，一定要先确保那条底边的稳定，一定要老老实实地确保公共服务的质与量不出现垮塌。既要马儿跑，又要马儿不吃草，这是贪心而缺乏常识的表现。
美国现在玩的手段，既要其庞大的政府和军队运转正常以支撑其全球霸权，又不想在国内富人身上刮钱，因此就滥用其货币的全球储备地位，使劲地扩大联邦政府债务，并由美联储大幅扩大其资产负债表购买国债，以压低联邦债务的利息支出。
近些年美国联邦政府的税收收入平均大概在3.5万亿美元一年，但是新冠这三年美国的国债扩大了十万亿美元，美联储的资产负债表扩大了四万多亿美元左右。
美元的铸币税有不同的计算方法，保守估算，如果美国没有美元霸权，那么美国的综合税率应该比现在高出至少30%左右。
美国这种玩法，中国暂时还学不了。要想把综合税率降下来且不影响公共服务的质与量，中国能下的功夫是刀刃向内的深化改革，包括公共部门的反腐斗争，以及推动全面数字政府的建设。
八项规定大大简化了公务中的迎来送往和推杯换盏，节省了很多财政经费和人员精力。但是光搞反腐恐怕还不够，因为自古以来庸官比贪官更可怕，治贪不易而治庸更难。
贪腐之官虽然可恶，但是为了获利且不被揭发，他们多数拿了钱还是会干点事，而贪腐之钱通常不敢乱花，有朝一日东窗事发，床底下的贪腐之财又归了国库。
庸官则难以抓住其把柄，他们在其位而不谋其政，不干事也不犯错，但是他们的存在比吃空饷还耽误事。
历代王朝，承平日久之后，难免会有一批大小官僚躲在庞大的行政体系中，级别不高权力不大，但以机密、惯例或国家安全为名保护着手中的数据、流程和特权。
他们绝不愿意公开其工作内容和流程，因为一旦公开透明就会削弱其权力，甚至抹除掉他们在这个体系中生存的必要性。
如果说资本家是食利者，那么这批人则是食权者，他们主要的工作不是做事情，而是做人和做流程，靠着手中的权力和信息混饭吃。
英国著名喜剧片“yes, prime
minister”就非常具体、非常形象地刻画了这种职业官僚的心态和手段。
所有想要有作为的政治家，就必然要对这些职业庸官用脑子、动刀子，但是英国的政党轮替太快，等到首相和部长们好不容易弄明白手下职业官僚们的把戏，民选政治家的任期就差不多结束了。
所幸，数字技术的快速进步，让我们有机会跳出历史周期律。
通过把公文系统中繁冗抽象碎片的信息全部集中到一个巨大的数据库中，执政团队从此在很大程度上可以免于被手下的官僚部门愚弄和哄骗；通过系统性的流程再造，治理体系的整体运行成本将有巨大下降而功能反而有所提升。
原本需要六七级架构的政府体系才能治理十多亿人口，但是在数字化时代，绝大部分条线的工作其实不再需要分层，国家治理的扁平化不再是天方夜谭。
借助数字技术和人工智能，中央政府可以直接向十四亿公民中的每一个人传达量身定制的政策提醒和法律指令，也可以为每一个公民提供高效率、全方位、点对点的公共服务。
绝大部分公务员不再是掌握巨大自由裁量权的官老爷，而是变成了巨大数字系统中的数据维护和使用人员；高大威严的政府不再是衙门，而是成了服务人民的呼叫中心。
在这样的系统变革中，公权力无法再被各级官员私有化，贪腐无处遁形，所有互动和流程都有数可查，有据可依，而且整个服务体系如同人工智能一样可以不断地训练和迭代演进。
阿里公司为杭州打造城市大脑，虽阻力重重但仍获得了很多进展，腾讯公司也有wecity的拓展，这些探索和努力意义重大，功德无量，事关中国之治和民族复兴大业。
中国如果能够率先实现数字时代的治理革命，不仅能大大降低执政成本从而为降低综合税率打开空间，还能明显提高公共服务的质与量，更能为全世界提供中国式现代化的模板，善莫大焉。
4_ 共同富裕时代的征税问题_
这个问题不易回答，是因为它牵涉到巨大的利益再分配问题。谁的蛋糕被动了，即便将来会获得更大回报，他都会不高兴。
前边两部分我花了很多篇幅讨论了高税率时代到来的必然性，分析了随意减税的危害，阐述了轻徭薄赋的正确打开方式。
在确立了上述认知之后，我才能相对平和地探讨该向谁加税，加哪些税的问题。
为了在回答这个问题时不至于讲太多的外行话，我专门请教了人民大学财政金融学院的朱青老教授。
他们财税学术圈主要关注税赋的公平和效率问题，他们会把税基分成劳动力、资本和消费三大税基。
增值税、企业所得税、个人所得税，无论什么税种，实际税负最终要么是落在了劳动力身上，要么是在资本身上，要不然就是消费者身上。
不同的发展阶段和国情特点，决定了各国的税制会侧重于保护劳动者、消费者权益还是资本积累。
在中国严重缺少资本的时代，我们需要让税制有利于招商引资。
在以外循环为主要发展动能的时代，1994年之后的中国税制给外资提供了超国民待遇，以至于出现了许多“往返程投资”，就是许多中国企业家移民到国外或者在香港设立一个企业，然后以外商外资的身份回国投资，以便能享受优惠税率。
这个逆向歧视的时代在2008年之前就已经结束了，内外资税率得到了统一。
但即便如此，中国家庭部门尤其是劳动者所获得的分配，占整个新增财富量的比例还是太低了。中国内循环起不来，中国消费增速不断下滑，在较大程度上就是这个原因。
对我这样的中年人来说，雷曼破产和全球经济萧条的场景恍惚就在昨日，但是从2008到现在其实已经有15年了。
而中国自身的发展和变化又实在太快了，我们的经济和社会结构在快速地迭代演进，在若干产业和科技上我们带着呼啸声挤入世界市场体系的中心位置，但是税制的改革却并没有及时跟上。
今天的中国，许多领域的过剩与不足同时存在：
比如物的生产过剩，但是人的生产在快速下跌，甚至有人用崩盘来形容新生儿数量；
比如中低档商品的产能过剩，而关键核心产品却被人卡脖子；
持有的他国国债过多以至于担心被人冻结赖账却无处可躲，但是另一方面自家发行的国债太少而不够抢，而地方政府则身陷高息债务揭不开锅。
这些背离现象需要我们通过解放思想、深化改革，尤其是大力调整再分配的结构和逻辑，才能打开新局面。
就国内的再分配而言，我同意二十大报告中的观点，“规范财富积累机制，保护合法收入，调节过高收入，取缔非法收入”。
不少专家学者和人大代表都提出来，应该向美欧日等工业化国家看齐，向富人征收一系列税收以调控高收入阶层的财富积累速度和方式。
我们以前经常批判美欧日是资本主义，但是从税制上看，我们在1992年以后的20年里对待富人的态度，比美国都更谄媚更讨好更优待，遑论与欧洲、日本相比了。
比如说，美国的富人向下一代转移财富需要缴纳很高比例的遗产与赠与税，在1970年代这个比例曾经高达九成，即便在新自由主义理念驱动下80年代以来搞了数轮减税，巨富之家仍要向美国联邦政府支付高达55%的遗产与赠与税才能完成财富的代际转移。
正是这么高的遗产税税率，才逼得许多美国富人冒着财富被受托人耍手段窃取的风险仍要搞家族信托。
那么富人通过移民变成外国人，是不是就可以躲掉这笔遗产税了呢？
抱歉，立即有移民脱籍税来补漏洞，具体规定和操作方式比较复杂，力度也有弹性，总之就是确保美国富人算下来还不如不移民了。
全国人大代表上海市政府参事陈晶莹教授提案要中国也尽快开征移民脱籍税，显然是看到的问题的关键。
有人说，“没有了富人，穷人会更穷”。这句话其实是不准确的。
一方面，穷人和普通人要过上好日子，的确离不开精英群体的组织和带动，所以一个有生命力的分配制度必须鼓励那些聪明能干、敢于冒险的人站出来做事情，让他们的才干和贡献获得回报，让他们获得财富与尊重；
但是另一方面，富人未必是真精英。
许多人富起来既不是因为他有多么能干多么努力，也不是因为他给社会做出了什么重要贡献，而是因为运气、继承，乃至钻了制度和法律漏洞。
所以，该给干事创业的人的扶持和鼓励必须给，但是对富人该收的遗产税、脱籍税也不能含糊。
对资产收税，比如对家庭自主房之外的房产以及金融资产的升值部分征税，是否也能有助于控制贫富差距？我认为长期看应该是有帮助的，但是短期内附带的代价可能也很不小。
如果全面开征房地产税，越是揭不开锅的地方政府将越是积极征税。而由于年轻人口的持续流动，许多中小城市的房产价格将暴跌，从而对金融安全、投融资和地方财政都会形成进一步冲击。
届时，十多个大城市和江浙粤的房产价格维持坚挺，而其它地方的房产泡沫破灭，资产税的全面开征反而可能导致贫富分化加剧，这就是强者恒强、弱者恒弱的道理。
在总人口不断减少的时代，人口流出区域的房产是中国经济中的主要泡沫所在。当然我们的经济中最好从一开始就不要出现泡沫，但既然有了大泡沫，如何处理则是很考验操盘手的智慧和手段的。
日本在1990年代刺破了房地产大泡沫，结果是日本经济陷入长期低迷；
美国在2001—2006年之间也孕育了一个房地产和次级债券的大泡沫，但是美国政府的做法则是用量化宽松和政府拯救来缓冲并转移其代价。
这就好比日本和美国先后都得了恶性肿瘤，日本的办法是一刀切掉加上放化疗，结果是伤了元气三十年没能恢复；
而美国的办法是则搞了保守疗法，靠输血和食疗以时间换空间，并让全世界帮他一起承担了高昂的治疗费用。
当然，向富人征税所能获得的收入，其意义主要在于抑高而非增收，其增量税收的规模对于国家财政而言太小的，远不足以支持共富所需的资金量。
要想给中下层民众提供更多更优质的公共产品，在住房、托幼、教育、医疗、再就业培训、养老等各方面提升社会支出占GDP的比例，那钱从哪里来？
从美欧日等国的经验来看，更主流的资金应该是向外国人征税、向储蓄征税、向消费征税。
向外国人和外国资本多征税，而不是给他们提供超国民待遇的补贴，其实才是世界各国的常态做法。
九十年代我们大搞招商引资，是因为当时的资本稀缺、外汇稀缺、技术稀缺、出口渠道稀缺。
但此一时彼一时，如今全世界最稀缺的是有效需求，而全球资金都过剩，中国外储过多且每年顺差大几千亿美元。
外资也几乎无法再为我们带来新技术，中资在海外重要国家远未获得真正意义上的国民待遇，既然如此，为什么要把我们宝贵的国内市场空间让渡给不友好国家的外资呢？我们的外资政策恐需要做进一步的取舍。
这绝不是说不搞开放了，而是要在开放中更科学地博弈，确保外部市场与我进行公平合理的对等开放。
对于那些大型跨国公司而言，只有动用他们在本国的游说能力为对华关系保驾护航，只有保证中国的高科技、高附加值、自主品牌产品在其母国按照《双边投资协定》获得公平对待，中国巨大的消费市场才会为他们保留合理的份额。
至于向储蓄征税，这其实是1971年金本位终结之后的通行做法，表现为各国的利率总是远低于货币发行增速，在某些时候某些国家利率也明显低于通胀率，甚至像欧洲和日本那样直接弄成名义负利率。
只不过以前人民币的这种“铸币税”都是向本国的储蓄者征收，通过出口退税和巨额外汇储备补贴给了全球消费者和美日欧政府，以换取我们快速工业化的战略发展机遇。
2013年以来，随着人民币国际化的持续进展（2022年人民币在俄罗斯和中东地区的能源贸易中都低调地获得了实质性进展），人民币铸币税的来源和补贴对象正在出现缓慢而系统性的变化。
此外，从我的“民本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出发，我还可以提出一点新想法，也是一个传统的财税专家们的专著和论文里所不会讨论的新角度：
那就是应该对非贸易品的生产和消费加税，而对需要重点发展的那些可贸易部门减税或者提供补贴。
在“民本主义”的理论体系中，我把可贸易品的部门，包括出口部门或者进口替代部门，定义为财富的创造者，而把不可贸易的部门，定义为财富的分配者。
主要理由在于前者产出的商品或者服务大体符合一价定理，而后者的定价主要不取决于其服务的质量，而是取决于其本地消费者的购买力。
一个地区要想变得富裕，必须有一些产业能让他们从别的地方乃至别的国家挣到钱。
可贸易行业的从业者挣到钱之后，他们通过交税、消费、接济捐赠等方式，让本地其他人口分享到他们的财富，不可贸易部门的那些本地服务（餐饮、美容美发等等）的定价能力，其实就是一种区域内的社会财富分享机制。
一个地方的餐馆菜做得再好吃，理发理得再漂亮，只要没有出口导向型或者进口替代型的产业（实在没有制造业，哪怕是建筑劳务输出，旅游业，或者矿业也行）发展起来，只要没有什么办法从外边挣到钱，那么这个地方一定是贫穷的。
三百年来英国餐馆都是出了名的难吃，但是这个国家许多人通过航海贸易殖民和工业化而从全世界挣到钱，他们本土的餐馆就是可以卖得很贵。
真正需要减税降费的是可贸易部门，尤其是我们需要重点扶持的高科技、高附加值行业。
当且仅当中国人能为全世界提供最好的汽车、飞机、手机、军火、网络服务和金融服务（是的，网络和金融等被许多人鄙视为“虚拟经济”的行业，也是高知识含量的可贸易行业）时，中国人的平均收入水平才能来到世界第一梯队。
所以，在共同富裕时代，如果各地政府对本地的餐饮、美容美发、洗车、洗浴、送餐、零售等等行业征收较高较严的税率，既不影响本国的产业竞争力，也不影响这些从业者的收入水平，甚至不影响经营者们的利润，因为他们可以轻易地把税负转嫁给本地消费者；
只要把收来的钱用来搞再分配或者人民福利，那么这么做也不会影响居民的福利和失业率水平。
长期以来，对于本地服务业，中国的税务系统普遍搞核准制的简化操作，就是大概齐地核准一家店面的税收，这样做既容易滋生腐败，还导致了大量应税收入的跑冒滴漏。
随着信息技术的不断迭代演进和金税四期的落地，从非贸易部门解决地方政府的主要财政来源，不但在技术上是可能的，而且在趋势上也是必由之路。
向本地消费活动征税，将鼓励地方政府真正落实“以人民为中心”的治国理念，鼓励他们向服务型政府转型，因为来你这个地方生活工作和消费的人越多，消费的层次越高、价格越贵，当地政府的财力就越充足。
_5 _结语
一个现代化的国家，必然是一个大政府、高税率的国家。
轻徭薄赋是农业社会里的农民知识分子对美好生活的朴素想象，但是在实践中反而容易导致秩序崩塌和财富毁灭。
从世界现代化的历史趋势看，大政府和本币计价的国债，都是善而不是恶，在以人民为中心的执政路线之下更是如此。
当且仅当我们能借助现代管理知识和科技手段大幅降低政府体系的运作成本的时候，减税降费才是可行的。
我们应该开征遗产与赠与税以及移民脱籍税，并且将税收的重心从可贸易品行业转移到非贸易品行业，从而确保中国在世界产业和财富竞争中获得更好地位。
二十大将开启中国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中国式现代化的新路径。以前的发展路径，是先做大蛋糕然后再讨论如何分蛋糕的问题。
但是到了今天，外部市场空间已经基本见顶，外部技术流入趋于枯竭，中国人口开始负增长，而青年失业率不断走高。要想打开新的发展空间，我们只能大胆而务实地切换思路：
生产、分配和消费之间的循环最终必然会平衡，以前美欧日的市场大，是因为他们分蛋糕分得比我们好；今天的中国也只有先分好蛋糕，才能做大做好蛋糕。
只有让占总人口95%的中下层中国人民不再贫穷，让他们不再为住房、教育、医疗而不得不节衣缩食，14亿中国人的消费潜力、创造天赋和爱国热忱才能释放出来，内循环才能取代外循环的主导地位，中国的品牌、科技和平台才能与美西方的竞争对手相抗衡，党的事业才能永葆青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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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中美博弈三十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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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中国脱贫攻坚工程的深度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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