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防止不可抗力因素导致的失联，欢迎大家加我的个人微信好友，成为猫哥铁粉，与我一起成长。
语音技术来自讯飞有声
作者：丧心病狂刘老湿 来源：知乎
错了，正是因为汪精卫写了这个诗又不肯真的去死，所以才决定了他日后会成为汉奸。
汪精卫叛国本身是个一步错步步错、最后将错就错的过程。
在这个过程中汪精卫本来有很多次机会可以及时止步，但是性格上的软弱和对“成就一番大事”的飘渺憧憬最终让他成为了被人唾骂千古的大汉奸。
你如果细细品味这个过程就会发现，这与他昔日刺杀载沣失败被俘后的变化简直如出一辄。
当年汪精卫进京刺杀载沣，是因为革命党数次起义均以失败告终，当时内部分裂正闹得如火如荼。
1909年9月，陶成章甚至联合南洋革命党人，起草了《南洋革命党人宣布孙文罪状传单》怒斥孙文欺骗同志，贪污募捐费用。
然后重建昔日并入同盟会的光复会，与同盟会分庭抗礼。
1911年宋教仁等人宣布建立“同盟会中部总会”，驳斥了孙中山只专注于在广东一带发动起义的战略构想，准备在长江流域大展拳脚。
革命不仅缺乏统一领导，而且经费极度匮乏，穷到尿血，同时外部又有梁启超这些人阴阳怪气BB什么同盟会都是离线革命骗人送死。
所以汪精卫大受刺激决心做一件大事扭转乾坤，这就暴露出了他性格上的第一个缺点：
冒进情结严重。
今天你应该知道，速胜论与投降论其实是一体两面——因为没法速胜怎么办？那不就只能投降了吗？
汪精卫果然就走上了这条路。
刺杀载沣失败后他颇受礼遇，结果心态很快就发生了变化，甚至将革命党人与清廷之间你死我活的斗争看作“豆萁相煎”：
忧来如病亦绵绵，一读黄书一泫然。瓜蔓已都无可摘，豆箕何苦更相煎。笳中霜月凄无色，画里江城黯自怜。莫向燕台回首望，荆榛零落带寒烟。
——汪精卫·有感·民国纪元前二年北京狱中所作。
扔炸弹的时候是“引刀成一块，不负少年头”，被抓了之后是“莫向燕台回首望，荆榛零落带寒烟”。
心态上的变化一目了然，这也为他日后投敌做汉奸埋下了伏笔。
当然抛开性格上的缺点以外，汪精卫最大的问题是过于依赖政治手段来掌握权力。
这与蒋介石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蒋始终重视军事权力，并将其当作自己安身立命的最大法宝。
1928年老蒋下野，次年卷土重来后干的第一件大事就是趁着何应钦外出打猎的机会将其撤职，重新掌握了以黄埔军为主力的北伐第一路军。
随后将其改编为第一集团军，总司令由老蒋亲自兼任——
这种突然袭击褫夺军权的故事当年老蒋在自己结拜兄弟、粤军总司令许崇智身上也发生过一次。
所以说人是有路径依赖的。
汪精卫的路径依赖恰恰就是搞政治斗争、借助外国势力上台。
当年孙中山在北京病逝，汪精卫作为总理遗嘱的起草者，心态上经常以“总理的继承人”而自居。
但是在国民党内部实际上的二把手是胡汉民——孙中山当时是广东政府的“大元帅”。
他去北京之后胡汉民是“代理大元帅”，同时胡汉民还是国民党的组织部长，政治地位如何一目了然。
但当时为国民党提供援助的苏联人经过考察后认为胡汉民“难相与”，所以决定扶持汪精卫与蒋介石。
让这两个人一个管党，一个管军。
他们（苏联人）详加考虑之后，便各下一个考语，以定取舍。
对兄弟的考语是“难相与”，对戴季陶的考语是“拿不定”，对汪精卫的考语是“有野心，可利用”。经过一番评定之后，汪精卫便中选了。
顺便说句题外话，胡汉民做组织部长的时候秘书是谁呢？
毛泽东。
他的工作实际上相当于组织部的二把手，后来因为在上海整顿党务，遭到国民党右派排挤。
毛一生气不干了，然后汪精卫大喜过望把毛泽东又要过去做了代理宣传部长。
当然这是题外话，咱们说回汪精卫，汪精卫在跟蒋介石搭班子之后很快就被老蒋搞出来的中山舰事件再次夺权。
关于中山舰事件的一些历史真相现在很难还原了，但是老蒋敢于借此事发动军事政变实际上再一次凸显出了他以军统党的一贯思想。
汪精卫在这次事件中的表现一言难尽，他当时生病卧床，只因为苏联军政代表团决定支持老蒋就负气辞职，直接将党权让给了蒋介石，令蒋介石都大感诧异。
事前皆反对我出此举，时候奉余言为金科玉律，人心之变化其如此之速也？
过度依赖外部支持这是大忌。
蒋介石这种在国民党内毫无根基、全靠苏联人硬顶上位的货色在北伐进行到一半的时候发现苏联人可能要换军事合作对象，第一反应还是强行运用党权搞了一下以党统军的把戏。
汪精卫这个实打实的同盟会元老在遇到事情的时候动不动就辞职跑路，得到了苏联人的支持又卷土重来，这其实已经输了。
所以在后来的数次明争暗斗中，汪精卫始终没能占到便宜，就连宁汉合流他都吃了大亏。
1927年8月蒋介石下野，9月宁汉合流，西山会议派、南京政府与武汉政府三方开会。
本来汪精卫这边一直占着的是一个国民党正统的“干”，西山会议派跟南京政府都是分裂出去的“枝”。
结果谈来谈去这个沙雕居然同意了孙科提出的成立“特别委员会”作为过渡统一党务的建议，直接把自己手上最大的筹码给扔了……
原来希望在蒋中正下野后便可重操党权的汪兆铭，在特委会成立后，仅获一国府委员的空衔，而其昔日政敌，今均扶摇直上，重据要津，汪氏未免大失所望。
总的来说，这几次上上下下的风波并没有让汪精卫吸取多少教训。
或者说，即便他吸取了一些，也大多是错误的教训。
在北伐之后的中原大战、宁粤分裂这些事情上，他依然没什么长进而且昏招频出，这种军事上的绵软无力与政治上的地位虚高形成了鲜明对比。
蒋是有实力而党内威望不足，汪是党内资历与威望远超蒋介石但缺乏实力。
这种情况直到30年代初还切实存在，而且蒋介石本人也是承认的：
吾人力肩党国之重，不应以一二人之离异而存消极之意态。切勿为无汪、胡即不成党之奇言所惑也。
汪者汪精卫，胡者胡汉民，这反映出了蒋介石在国民党内的尴尬地位。
即便他已经多次染指国民党的最高权力，甚至迎娶宋美龄来为自己平添了一层与孙中山的姻亲关系（孙：什么档次跟我睡一家的姑娘！），但是党内传统依然将汪精卫与胡汉民视为真正意义上的孙中山接班人。
不过这事却也怪不得汪精卫与胡汉民。
当年孙中山是想把国民党改组成列宁式政党的，可先总统蒋公在北伐过程中发现党权膨胀之后不利于自己独裁，硬发动了清党把这个进程给打断了啊。
现在国民党回归传统，您求仁得仁又有何怨……
所以20年代末到30年代中期，蒋介石在政治上的大敌就是汪精卫与胡汉民。
跟苏联人当初所作的判断一样，胡汉民为人性格刚强难相与，而软弱的汪精卫则更容易合作。
此外孙中山时期能够出任“代帅”的胡汉民显然比汪精卫要更有威望，直到1936年西南（记住这个西南包括两广，实力强劲）实力派还拥胡自重。
所以在现实的压力面前汪蒋最终决定联手，由汪精卫主政，蒋介石掌军，双方联手治党打压胡汉民、孙科与两广实力派。
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汪蒋两人从此就可以真心合作了，实际上两人在30年代的长期合作中始终边作边斗。
汪精卫并不满足于虚位的行政权力，蒋介石也试图以军统党，在与汪精卫合作的过程中渐渐侵染党权，结果斗着斗着……
1936年胡汉民脑溢血，死了！
在胡汉民死后老蒋大喜过望，在派人吊唁的同时马上提出了取消西南两机关（国民党西南执行部、西南政务委员会）、改组广东政府及军队的要求。
陈济棠、李宗仁等人措手不及，仓促之间试图鱼死网破，以抗日之名出兵湖南，酿成“六一事变”。
自九一八以来，我政府隐忍委曲俱不足以腾敌人的苛求，今亡祸已迫于眉睫，舍奋起抗战外，实无他途。
我全体唯有依从钧部(国民党西南执行部)
、钧会(西南政务委员会)
主张，为国家民族争一线生机。
请迅予改颁军号,明令属部北上抗日。
老蒋都看乐了，马上调兵入湖南把两广军队压了回去，然后大把银子撒了下去分化瓦解。
胡汉民死后原本支持西南派的元老迅速反水，粤军内部被老蒋收买竟然有人公开投蒋。
国民党1936年7月13日的五届二中全会上通过决议，撤销西南执行部与西南政务委员会。
最后广东陈济棠宣布下野，李宗仁孤掌难鸣，通电表示服从中央领导，这事平了！
汪精卫虽然与蒋介石大体上呈合作态度，但是在阻止蒋介石攫取更大权力这个问题上却是与两广有共同利益的。
国民党五大时CC系试图在总章中插入执行委员会增设主席一节，为蒋介石上位做准备。
当时西南一脉竭力反对，迫使大会休会，汪精卫恰到好处地赴沪“养病”，最后逼蒋介石进行了妥协。
但是当胡汉民暴毙、西南在政治上失去了自己最大筹码的时候。
因为35年遇刺而正在海外疗养的汪精卫却没有选择回国接收胡汉民留下的这笔政治遗产，他的幼稚病竟然又犯了！
(一)对蒋保持向来之关系。
(二)对西南只取感情联络，不作政治关系。
(三)如西南有人来，至多不即不离。若联西南以倒蒋，是尽毁数年来立场，我决不为。即挟西南以自重，亦所不屑。
(四) 同志此时最宜冷静，否则为人轻贱。
(五) 我归国迟早，以困难缓急为准，不知其他。
李宗仁：你了不起，你清高！
你一个政治人物，立场算个屁啊……
胡汉民之死完全改变了国民党内部的政治格局，蒋介石与汪精卫之间的实力对比迅速失衡。
不过最终给予汪精卫致命一击的，反而是西安事变。
对蒋介石来说，西安事变固然让他失去了彻底“剿共”的机会，但也让他在政治上得到了意外的收获。
多年以来他与汪精卫始终坚持反共的根本原因之一是两人都是大革命的背叛者，不反共则无以获得政治上的合法性。
然而西安事变给了老蒋另外一个选项，他可以通过抗日来重塑自己的合法性，重新凝聚政治共识，但问题是……
问题是汪精卫一系之前是在对日问题上唱红脸的那个！
这就很™的尴尬了。
老蒋之前在对日问题上唱的就是白脸，俩人一个在军事上装强硬，一个在政治上寻妥协这一套玩得很六。
本质上老蒋在这一阶段属于顺水推舟，将明面上大部分担骂名的活撇给汪精卫，自己在后面“把精力用在军事上”。
汪精卫虽然一定程度上洞悉了老蒋的谋划，但是由于对日外交问题是他为数不多的能抓住的要务，所以他也断然不肯放手。
在挨骂与彻底丢掉权力之间最终还是选择了前者，当然这骂是真的没少挨。
中政会举行会议，列席者群向汪质问外交政策，汪每答一词，驳者以十词责之。
向例会议期间，仅为二三小时，而是次则延长至六小时。
其首先开口骂汪者，即为监察院长于右任，一切毒语，无不尽行搬出，以为骂的资料，语语夹杂汉奸卖国贼之声。
继于氏发言者，则为念佛的戴传贤，骂汪之语，极为凌厉，虽未具十足火气，但亦等于金刚怒目，此殊出人意料外也。
又次则为孙科发言，孙变其国语腔调而操粤语，略谓诚不料以一二小人公然卖国，语至愤慨时，击桌助势，致敲碎桌上茶杯，且其大骂时，虽未指出注名，惟每以目视汪。
最后则为焦易堂指汪之名而骂，谓中华民国不是尔汪某一人的，如要卖国，我焦某不能听人所卖，……其慨恨可想而知。
不过挨骂归挨骂，有时候老蒋的人把他骂了他还是要阴阳回去的。
比如说老蒋儿子的爹戴季陶对他拍案大骂，他就还了回去：
事情弄到这种田地，都是你们的蒋先生，不能独怪我。
蒋介石不是没有想过干脆把汪精卫踹下去的事，但大伙应该都知道，1936年日本出了一件大事……
那就是二二六事件。
在二二六爆发之前，1935年皇道派与统制派的分歧已经大到双方开始进行肉体消灭了。
1934年日本陆军军务局长永田铁山进行人事调整，把皇道派的几员大将都给挪到了不重要的位置上。
然后35年皇道派军官相泽三郎上门送温暖，拎着刀在陆军部大楼里把永田铁山给砍死了……
所以老蒋一合计——
不行，吸取教训，我还得让汪精卫在前面挨骂，没有比这大哥更合适的靶子了。
决计留汪，以倭有永田之案，我之政策，不可骤变，故对内对外政策，惟留汪为唯一枢组也。
所以在36年以前，汪精卫与蒋介石的合作是有十分牢靠的现实基础的。
但是在36年之后随着胡汉民的暴毙、西南问题的逐渐解决，与西安事变后全国统一抗日战线的渐渐形成，蒋介石在政治和军事上的地位都有了极大提升。
最关键的地方在于西安事变让蒋介石认清了大家真正的想法更倾向于抗日而非媾和——
永田之案随后就是二二六，鬼子那边殷鉴不远，难道这次侥幸逃脱了，还真的要等到下次来个更大的？
老蒋决定转向对汪精卫来说可谓晴天霹雳，因为这意味着老蒋再次转身，把他单独甩出去了。
汪精卫在35年遇刺后留洋疗养，实际上一直试图把对日媾和的骂名转移到老蒋身上，然后利用老蒋与西南实力派和元老之间的矛盾待价而沽。
总的构想就是让大家意识到只有自己能够充当党政外交方面的润滑液，然后主动请自己复出顺便做出让步。
（若能想起我）困守空城，安定时局不是容易……我归后或可做事。
结果西安事变后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上联共联俄之呼声卷土重来，一向与蒋介石不对付的各地实力派也在“团结抗日”的呼声下站到了老蒋一边（当然，前提是蒋得承认西安事变中做出的联共抗日承诺）。
于是汪精卫前后左右一看……
我被孤立了！？
不需要我润滑了？？
对汪精卫来说这堪称史诗级大危机：
这次三中全会宋庆龄这些人都回来了，如果清算当年反共那些破事，老蒋手里有枪又暂时是大家认同的领袖人物，八成是安全的；
我™作为革命关键时刻补上最后一刀子的人那估计就要被献祭了！
所以汪精卫垂死挣扎，一再渲染反共与议和的重要性。
（汪精卫）在开幕演词中迫于全国民情的压力,不得不讲些保卫领土和收复失地的话,但仍不顾国人强烈要求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呼声,继续鼓吹“剿共”，提出“尤勿使数年以来之剿匪工作功亏一篑”。
汪精卫上述与时局发展大不协调的言论,遭到多数国民党中委的非难。
效果怎么样？
十分呵呵。
版本都换了，你还抱着老一套念经根本没人听。
我曾经梳理过日本七七事变后的对华诱和工作，简单来说初期与日本人进行接触的高宗武等人都是汪精卫的嫡系.
显然汪精卫多年工作并非没有成绩，如果中日一定要议和的话那么他这一系人物就必然是不可或缺的。
问题是随着中日战事时间的逐渐拉长，汪精卫故态萌发又走上了“速决”的道路。
这其实可以理解，因为老蒋在37年拿到了苏联的援助，而且随着战争的进行许多临时小组不断成立，已经开始侵占行政权力。
对日议和则因为日本人的步步紧逼变得愈发艰难，这种情况下汪精卫只能眼睁睁地看着自己手中的权力缩水。
所以当近卫政府发布了臭名昭著的“近卫声明”，表示“帝国政府尔后不以国民政府为对手，而期望真能与帝国合作之中国新政权之建立与发展，并将与此新政权调整两国邦交”，并向汪精卫抛出媚眼后，他自认这是自己“速胜”的最大的希望。
日本人开出来的条件也确实非常诱人：
一、“日华缔结防共协定”，“承认日军为防共驻兵，以内蒙地方为特殊防共地区”；
二、“中国承认满洲国”；
三、“中国承认日本人在中国本土有居住、营业之自由，日本承认废除在华治外法权，并考虑归还租界”；
四、“承认日本的优先权，特别是关于华北资源之开发、利用，为日本提供特殊的方便”；
五、“中国应补偿因事变而造成在华日本侨民所受之损失，但日本不要求赔偿战费”；
六、“本协定规定以外的日本军队，于日华两国恢复和平后，立即开始撤退”。
这些条件虽然苛刻，但是跟之前日本给老蒋开的条件比起来竟然还……挺有诚意的！
因为之前日本人要求的是中国承认伪满洲国、赔偿军费等等。
现在新的条件不要领土、不要赔款，两年内撤军，简直是双十一提前到来啊！开冲！
汪精卫显而易见地再次忽略了版本的更新。
到1938年抗战到底、与小鬼子一决生死已经是一个没有任何讨论空间的政治议题了。
成百上千万条命填进去了，你说和平就和平？
而且以前北洋时代那种孙中山振臂一呼，带着几十个议员和骨干跑到上海或者广州另立政府的时代早就过去了。
但凡你汪精卫能有这个号召力，能让蒋介石这些年玩成这样？
最关键的是这次战争并不是以往民国时期的军阀内战，而是中日之间的亡国灭种之战，你汪精卫怎么能确定日本人不会忽悠你呢？
但是对汪精卫来说，他已经顾不得这些了：
与其看着老蒋一天天褫夺自己的权力，不如一把show
hand，跟着日本人搏一搏单车变摩托——这与当年刺杀载沣时的心态如出一辙；
而当他自以为与日本谈妥了条件、奔赴上海之后却被塞了一份比最初密约过分百倍的“日支新关系调整纲要”。
然后旧事重演，梅开二度！
当年汪精卫刺杀载沣失败后在监狱里被带清感化，现在在上海继续被日本人感化！
这厮看到新的条约内容后先是流泪唱高调，说自己要“停止和平活动，发表一个声明然后去法国”。
结果日本特务“梅机关”的负责人影佐祯昭巧言令色，登门与汪精卫对坐垂泪，一通“话聊”之后把汪精卫给感化了！
……但汪精卫没有搬家，而是继续留在愚园路。他召集所有代表们开会，说明他与影佐的那次谈话，还专门提到影佐流泪。他说：看来影佐还是有诚意。
到了这个时候，连高宗武与陶希圣这样的反共亲日大手子都发觉不对伺机跑路了。
汪精卫愣是留下来了，说真的这只能用缺心眼来形容了。
但回顾一下他当年的表演，一切似乎又合理了起来。
因为这位是真真正正在带清行将就木的时候还诚心反省，写下“瓜蔓已都无可摘，豆箕何苦更相煎”的货色。
一辈子跟不上版本玩法，偏偏又在那个风起云涌的年代被卷入了权力的中心，对汪精卫来说，这是他一生不幸的根源所在——
汪家乃是师爷出身，绍兴师爷本来就该择主而侍。
他追随孙中山左右之时光芒四射，可每次自己想成为主角的时候却一定会摔得极惨，或许冥冥之中，也另有天意。
